饥荒里，日子像浸了水的棉絮，沉重又黏腻，我缩在漏风的茅草堆里，怀里总揣着半块发硬的饼，是留给那只瘦骨嶙峋的黄狗的，它总用湿漉漉的鼻子蹭我的手，尾巴轻轻扫过我的脚踝，仿佛在说“别怕”，那天我攥着饼出门，却只看见空荡荡的院角，泥地上几凌乱的爪印，被风很快吹散，后来我总在黄昏时望着村口，盼着那个熟悉的影子，可它再也没回来，原来最深的饿，不是胃里空空，是心里有个角落，永远缺了一块。
那年冬天,旱了半年的地终于撑不住了，裂开的口子比蛛网还深，像一张张干渴的嘴，吞咽着稀薄的阳光，风卷着尘土刮过村口的老槐树，枯枝发出“呜呜”的声响，像无数双干枯的手在抓挠着灰蒙蒙的天，村口的广播喇叭早被日晒雨淋得掉了漆，喇叭里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，断断续续地喊着“口粮减半”，每个字都带着铁锈味，队长蹲在碾盘上，旱烟袋磕在石板上，“梆梆”响，火星子溅起来，又迅速被风吹灭——他心里明镜似的，今年的口粮，怕是要从“半饥半饱”滑向“饥肠辘辘”的深渊了。
我们家最先断粮的是红薯干,母亲的手在炕席下摸索了好久，指尖被席篾刮得发红，才把那筐红薯
